0613《红高粱》-莫言-pdf,txt,mobi,epub电子版书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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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17] 

——华西都市报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我不敢说《红高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说，《红高粱》为我们给出了一个下限，这个下限的意义就在于，作家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小说是人写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必须是解放的，起码你的内心充满了解放的动机。 [14] 

——新浪网

【内容简介】

《红高粱》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 [5]  故事的主线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我”的爷爷叫余占鳌，奶奶叫戴凤莲，至于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作者对其做过如下的描述：“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 [6] 

“我”爷爷余占鳌，他勇敢剽悍、风流倜傥，他是高密东北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他所有类似于土匪的行径几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单纯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杀人越货却能得到谅解与宽恕甚至让他的子孙为之骄傲。 [7] 

“我”奶奶戴凤莲，做大姑娘时因为有一双难得的小脚和姣好的面容，被拥有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单廷秀看重，曾外祖父为了钱财小利不惜将刚满十六岁的戴凤莲嫁给了单廷秀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 [6] 

而“我”奶奶戴凤莲她不甘嫁给麻风病人单扁郎，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虽然生活在封建社会，从小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工，可她却不亚于一个女中豪杰，她目光长远，敢作敢当，她积极鼓励爷爷抗日并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女英雄。她得到了爷爷的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的父亲余豆官则确确实实地印证了那一句：“虎父无犬子。”麻木懦弱的晚辈们则在祖、父辈们创造的辉煌历史面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但同时，那明亮的光环又指引着晚辈们的回归之路。 [7] 

【作者简介】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 [18]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2]  。代表作品：《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 [18]  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前言试读】

一、叙事语言——审美还是审丑

《红高粱》的整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其中的人物语言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是典型的高密农民在说话，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语言在小说的环境中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语言风格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对白

《红高粱》中的人物对白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个性化的民间口语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在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民间口语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听到粗俗背后那份源自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呐喊。

二段对白：

1、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2、“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第一段对白是“我爷爷”余占鳌带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时的几句话可以说是脏字连篇可谓粗俗。寥寥几句话就将一个粗野豪放、蛮横顽强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匪气和英雄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很难将余占鳌的脏话归结为一种粗鄙的表现，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这几句脏话因为饱含了一个中华男儿的血性而变得真实可感、丰满崇高。

第二段对白是“我奶奶”临死前对这一生的总结。她敢爱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谴不怕报应把跟“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说成是“对自己身体做主”把和长工罗汉大爷偷情说成是“对幸福的追求”视贞节于无物视名誉为粪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奶奶”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对女子贞节操守的要求，是一种不守妇道的放荡表现。但从“我奶”最后的话语中，读者全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水性杨花、贪恋肉欲的女人在强词夺理，而是一个大胆热烈的女权卫士对幸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莫言作为一个立足于民间的作家，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充满了泥土的气味，在《红高粱》中，能从人物的语言里听到来自于底层农民特有的说话风格和特点，粗俗中显质朴，粗俗中显崇高，这看似矛盾的语言特点在莫言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二）爱憎交织的场面叙述

场面描写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戏，莫言在场面描写中喜欢使用通感，而且想象离奇大胆，语言汁液横流，饱满生动，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在小说《红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场面描写。对高粱地的场面描写：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恺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忧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们奇橘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

莫言对同一片高粱地选用了语体色彩截然相反的叙事语言。这既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宣泄又是对作品主题的侧面烘托。第一个语段是“我父亲” 追随着“我爷爷”去打鬼子潞过高粱地时的所思所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生机和希望而红高粱就是这片土地永远的主人，它们受雨露滋润，得天地精华，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见证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池见证了黑土地上英雄儿女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壮举。“我父亲”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动，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圣、祈祷。在这段描写中，莫言赋予了红高粱最饱满的灵魂和最伟大的生命。他以红高粱作为隐喻，实际上是在讴歌像红高粱一样生生世世守卫着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在小说的结尾处，莫言这样写道：“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们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这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泄是对《红高粱》主题最好的诊释，体现了作者对故乡土地上像红高粱一样坚毅的人们最由衷、最热烈的爱。

第二个语段是“我奶奶”临死前眼中的红高粱景象。在这里，红高粱俨然已从上帝变成了魔鬼，它们用最丑陋的形态最恶心的声音将“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终点。同样的一片高粱地，却出现了强烈的情感反差，这看似矛盾，但只要认真阅读一下文本就会明白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我奶奶”是在给抗日部队送饭的路上死于日本人的枪口之下，在莫言笔下，这片红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坟墓， 它们嗜血成性，丑恶肮脏，这正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真实写照。

莫言爱这片高粱地，因为它养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孙。恨这片高粱地，因为它见证了悲惨的历史，浸染了人民的鲜血。这种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就是：“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崛凝、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营造美丑时，十分注重语言的夸大和张力，美就要美得彻底，丑就要丑得变形，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意图得到最深刻的凸显。小说中对红高粱的反差描写也是作者一贯叙事风格的集中体现。

二、叙事视角——谁在讲故事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者打破了叙事视角的常规用法将多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小说《红高粱》主要讲述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从故事层面上看，“我”并没有在现场直接参与到故事，并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动。按照一般的叙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进行叙述然而在《红高粱》中， “我”不仅作为一个公开露面的叙述者，而且还成为了故事的组成部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叙事声音为基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这样的叙事视角直接把“我”带入到了故事的语境，带入到了历史的现场。所以作为叙事者的“我”不仅不是局外人而且还能够知道“我爷爷”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甚至知道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可以听到“我奶奶”坐在花桥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体细节。

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死去，“我爷爷”也没有对“我”进行直接地讲述，显然，“我”根本不可能从当事人的口中知道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为叙述者的“我”却凭借历史想象超越时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并不在场的历史。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他们发表评论：“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莫言在创作思想和艺术上受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大，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视角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莫言同样引用了这种手法，只不过把“马贡多”换成了“高密东北乡”从这一点来说《红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是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创新。但是在小说《红高粱》中，“我”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对许多场景的描写中作者又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视角，这就由“我”在讲故事变成了“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如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父亲从河堤上检起一张未跌散的扦饼，递给爷爷，说：“爹，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拤饼。”爷爷说：“你吃吧！”父亲把饼塞到爷爷手里，说：“我再去检。”父亲又检来一张拤饼，狠狠地咬了一口。在这段描写中，作者没有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没有发表一句评论，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冷静客观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我父亲”和“我爷爷”吃着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饼，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神色，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生死在他们眼中变得淡然。莫言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冷静描述，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震撼并不是作者用语言可以营造的，而是读者在结合了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纵观整部小说，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叙事视角中来回穿梭，在讲述别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聆听着别人讲故事。限知视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给读者以公正客观的感觉。全知视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无处不在，仿佛是“我”在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这种看似矛盾的视角转换使莫言不但能够自如地掌控叙事节奏还能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叙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观又不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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