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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邪恶指代了疾病、天灾、死亡、战争、种族屠杀、恐怖主义、毒品交易、奴隶制、强奸、虐待儿童，等等，它看似包罗万象，以至于丢弃了其中具体的内容。
我们总是在寻找终极的恶，可找到的却总是个体的恶。邪恶长着一颗人心，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作恶者。极度悲哀是邪恶的根本特性。
作恶比从善更容易，伤害他人比帮助他人更容易，酿造惨剧比促进国家繁荣更容易。人类从善和作恶的能力是失衡的。我们无法描绘出邪恶的全景图，或者完全捕捉到邪恶的复杂性，也无法对邪恶追根溯源。但了解了恶，才算了解了完整的人性。
我们无法给出**邪恶的良方，但我们能够学会反思，这是人性的伟大之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阻断邪恶，减少疯狂行为，向世界展现出更多的善意。
【内容简介】
哲学家拉斯·弗雷德里克·H.史文德森对邪恶现象进行了哲学审视。他结合来自哲学、文学、心理学、神学和科学（生物学），以及流行文化对邪恶现象的观察，介绍了从古至今哲学家们关于邪恶的思想，抽丝剥茧，试图从复杂性中解析出邪恶的根源和本质。 ·什么是邪恶？ ·我们如何抗击邪恶？ ·从古至今，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如何看待邪恶的？ ·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我们如何对邪恶定性？ ·思考关于邪恶的概念能为我们理解自身带来何种贡献？ 史文德森认为，我们的知识盲点让我们对邪恶存在着错误的论断，认为它是一个神学、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甚至是哲学的主题。实际上，邪恶应该是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处理的具体问题。我们既可能是邪恶的受害者，也可能是作恶者。只有将邪恶视为人性的一面，我们才能理解并打击它。
【作者简介】
拉斯·弗雷德里克·H·史文德森，哲学博士，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哲学系教授。史文德森还是一位国际非虚构类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独特地以直白的方式传达当代的和国际上的难题，并多次获奖。他的作品还包括：《恐惧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Fear）、《时尚的哲学》(Fashion: A Philosophy)和《无聊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Boredom)。目前，他的书在世界各地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出版。
【图书目录】
自序
第1篇 何谓邪恶
第2篇 神学视角下的邪恶
神义论
世俗神义论的历史
约伯的洞见―― 超越神义论的范围
第3篇 人类学视角下的邪恶
人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
邪恶的类型
恶魔般的邪恶
康德与工具性的邪恶
邪恶是他者―― 理想主义的邪恶
阿伦特与愚昧的邪恶
邪恶的人们
第4篇 邪恶的问题
理论与实践
信仰伦理和责任伦理
政治与暴力
作为具体问题的邪恶
结语
系列丛书
【前言试读】
自序
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认真思考邪恶这个问题时，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挑战：我得证明有关邪恶的概念仍然属于哲学范畴。回过头来看，这一想法正经历着“复兴之潮”。不过，在哲学系及其他院系的很多同事眼里，有关邪恶的概念来自神秘的基督教世界观，其光辉岁月已悄然逝去。
起初当我试图“复原”有关邪恶的概念时，这一概念本身就令我着迷。因为我倾向于将邪恶视作美学客体，即邪恶是可以替代平庸生活的他物。电影、文学等媒介越来越多地向我们展现了代表邪恶的符号，但这类邪恶不属于道德范畴。邪恶像文化中的其他事物那样被审美化了。正如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写道：“想象中的邪恶丰富多样，富有浪漫气质，而现实中的邪恶阴暗、乏味无聊且毫无光彩；想象中的善良枯燥乏味，而现实中的善良总是日新月异，令人惊喜陶醉。”在虚构作品中，邪恶的本性是虚构的，它扮演了日常生活之平庸的对立面，表现出超越平庸的一面。“邪恶”被解释为“僭越”“优越”等。当这种审美化过程被视为理所应当时，我们就忽略了邪恶包含的恐惧。纯粹从美学角度看，似乎世上是不存在真正的受害者的。邪恶，作为一种纯粹的美学现象，变成了不会伤及肉体的游戏，我们可以尽情投入或假惺惺地掉几滴眼泪，而不用担心产生切肤之痛。
最终，我对邪恶的平反之路还是采取了更严肃的态度。在欧洲，我们密切关注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事件，当阅读到揭露大规模谋杀、强暴和极端酷刑的新闻报道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现实中竟会有这么多毫无意义的残暴行为。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暴力事件委实令我们毛骨悚然。我们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至少不会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很难解释为何会发生这种事……“邪恶”，就是我们立刻能想到的、用来表达惊恐的词。
接下来发生了 2001 年“9·11”事件，有关邪恶的观念一时之间成为重大政治议题。当天美国时任总统乔治·W. 布什宣布：“今天，邪恶降临我们的国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痛斥：“大规模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新生的一股邪恶势力……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直到铲除邪恶为止。”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紧接着宣称：“恐怖主义无好坏之分，都是恐怖、邪恶的，都是人类价值观的沦丧。”
“9·11”事件，以及随后那几年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有关邪恶的思想有很深的生存土壤，使用这个词可能引发极大的危险。就在我写下这些话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遭受了以色列的一次空袭。这次袭击很容易被认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式惩罚――它有组织地摧毁了学校、温室和清真寺等非军事目标建筑。打击“恐怖主义”被用来粉饰这次入侵行动。一旦恐怖主义被视为邪恶的化身，哈马斯被视为恐怖组织，那么为了铲除威胁可以动用任何手段，无论袭击是否会殃及巴勒斯坦平民。
自从开始构思本书，我的思路发生了许多转变。首先，我曾经想省去所有关于施虐狂和种族灭绝的内容，因为我更想谈论普通的邪恶而不是特殊的邪恶。但不久之后我发现，显然这些有关邪恶的概念是与极端现象紧密相关的，所以这些素材必须包含进去。恶魔的极端行动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邪恶。或许世上真有人类“恶魔”存在――意味着我们不能与行为极端的人为伍――但这些人的存在很难解释为何人类的邪恶会大行其道。最后还是得由比较正派、体面的人来为大多数不堪的后果负责。作为这世上唯一能解释所有邪恶的生物，我们变得邪恶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当然，我们并不急于这样描述自己，如果说有人是邪恶的，那一定是我们之外的“他人”。
本书特别提到了大屠杀，有关作恶者的大量研究资料让我们从独特的视角看待普通人是如何卷入巨大的恶之中的。讨论大屠杀时，我不会关注希特勒，而是会将焦点放在参与大屠杀的“正常”人身上。因为我更想知道，有关邪恶的概念与我们将自己视作道德能动者之间有何种关联。说到希特勒，一方面很少有人会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容易认同那些参与屠杀计划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本书也不会关注连环杀手，即便我没有直言“我们”与这些“恶魔”完全不是同类。例如，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的父亲莱昂内尔·达默（Lionel Dahmer）首先承认，他无法理解儿子竟会变成美国历史上最恶毒的连环杀手：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然后，他渐渐想明白是什么让儿子变成了这种“非人的存在”。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发现自身的某些阴暗面，而我们在杰弗里·达默案件里却找到了其极端的表现。不过，我认为认同像达默这类严重失常的年轻人的理由是不堪一击的，从普通人的邪恶中能发现更多问题。对于研究有关邪恶的观念能为我们理解自身带来何种贡献，我充满兴趣。
如果说我能让读者完全明白何谓邪恶，那会是一种自负的表现。撰写本书时，我对邪恶的理解逐渐发生改变。起初，我觉得邪恶会先让人迷醉，而后变得令人害怕，最后成为极度的悲哀。极度悲哀也许才是邪恶的根本特性。假设读者基本明白我所说的道理，他们就能在大脑中将我讨论之事的细节勾勒出来，这样一来，那些想阅读有关犯罪的生动描写（包括古今酷刑的刑具、连环杀手对受害人的暴行、残酷的处决方式等）的人恐怕要大失所望了，因为我省略了很多相关内容。书里如果涉及这类描述可能会更加“吸引人”，而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写一本有趣的书。我相信详细、清晰地呈现出的细节，足以令人发指。
我承认本书的主题太宽泛，盘根错节，定义模糊，难以做到真正令人满意的公正。我不奢望描绘出一幅全景图，能完全捕捉邪恶的复杂性，为邪恶造成的所有问题提供处方。但是，就算是单独挑出这些与讨论密切相关的方面也比我原来想象得更加复杂。从学术角度看，我认为自己做好了写作本书的充分准备，而当我开始遴选原始素材时，的确产生了一种溺水般的感觉。之前，我从未接触过需要做如此广泛研究的课题；书中只涉及了有关该课题的部分文献，并没有将许多特别有意义的内容纳入进来。尽管如此，我希望书中涉及的是最关键的几部作品。尽管在梳理以往素材时，我对邪恶的观念不时变换，但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有关邪恶的历史。以从《旧约》开始至今的素材为基础撰写一部邪恶全史将会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此，我转而选取若干相关度较高的主题和理论来缩小讨论范围。
有关邪恶的起源有四类传统解释：（1）人被邪恶的超自然力量控制或引诱；（2）人受天性的驱使，某些行为可能会被视为邪恶的；（3）人受环境的影响会做出邪恶的举动；（4）人受自由意志的牵引，走向邪恶。我会着重讨论（3）和（4），简述（2），而不涉及（1）。我认为（1）不适合做理性探讨，它属于宗教信仰的范畴，在本书中，我不会辩论撒旦和基督是否存在，因为这更像是神学或历史学、宗教社会学关注的范畴，而不是哲学的研究兴趣所在。在 18 世纪，撒旦失去了作为解释邪恶之存在的权威地位。宗教、魔术和神秘主题不是本书的重点，尽管我确实努力地深度探讨神义论的问题――上帝如何与世上所有的邪恶共存。我不是一名信徒，更关心人性而非上帝。选择“人性”作为出发点，并不是说我自认为已经找到了所有邪恶的根源。众所周知，邪恶主要是通过人际互动现身的。显然，凡是涉及邪恶的地方，哲学和神学的边界就会变得模糊，相对于该主题下的其他文献而言并不寻常，我尽量绕开了神学话题，除了第2篇，该篇旨在从传统的、神学的角度为邪恶问题的解决出谋划策。我认为邪恶是一种人际关系，不应该将其看作一种超自然神力。当我们说邪恶行为“反人性”时，其实就是忽略了这个重点。邪恶是人性的一部分，可以说太符合人性了。正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写道：“残忍长着一颗人心。”
此外，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挖掘“所有邪恶的根源”或者对邪恶追根溯源，最关键的是要了解善与恶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了解人类行动的一些特点及其所包含的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基于因果关系，作恶总是比从善更容易；伤害他人，比向他人提供帮助更容易让他人切身难忘；酿造全国惨剧比促进国家繁荣更容易实现。总之，从善和作恶的能力是失衡的。或许这是人类行为的典型状态，但我们仍然有责任多多行善，少作恶。
最后，由于我撰写本书是想更多地了解作恶者而非受害者，必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主动施加的恶行，而非被动遭遇的邪恶上面。或许有人认为我应该更多地关注受害者，当然，毫无疑问，我对这些群体是深表同情的。
【精彩书摘】
邪恶的观念是从前现代时期，以基督教教义诠释世界的时候沿袭下来的，看似不符合当今潮流，却仍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目睹过邪恶的发生，或做过罪恶的事情，或遭受过邪恶的折磨，甚至当我们试图忘记邪恶的存在时——有时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些情景依旧历历在目；有些事总是会提醒我们那些残忍的过往。1939年，托马斯·曼（Thomas Mann）指出，人们又一次发现了善恶的区别，这是一件好事。他似乎在说，人们会反复认出邪恶，只是为了再次忘记它。E.M.齐奥兰（E.M.Cioran）写道：“对于何为善恶，我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有一天我完全分辨不出这两者的差异，就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我究竟是朝哪里前进了一步？”我能想到的是，人类朝灾难走近了一步。要是邪恶有张脸，类似一种身份证明，那我们就能轻易认出它来，例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暴力事件和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撒旦之死》（The Death of Satan）一书的导言中提到，据他观察，在人们对邪恶的体验和理智地理解它们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看到社会需求和暴戾行为，但除了特定的、涉及具体罪犯的极端案例外，我们并不清楚邪恶真正寄居在何处。基督教文化将撒旦视为替罪羊——但是当上帝死后，撒旦乔装成上帝的样子，我们这些撒旦手下的谋杀犯就失去了谈论邪恶的资格。既然没有了邪恶的化身，那我们该怎么谈论邪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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